东西问｜尼古拉斯·斯特恩：中欧如何加强气候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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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21日电 题：中欧如何加强气候治理合作？
——专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
中新社记者 刘亮
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也是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站在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展望未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在气候变化治理上的合作更具世界意义。
一方面，全球加速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加剧，给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24年为史上最热年，当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约1.55℃，首次突破《巴黎协定》所设的“1.5℃”温控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挫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在这些现实挑战下，中欧如何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被业界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有何影响？
尼古拉斯·斯特恩：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让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受到了考验。然而，这并不阻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其他国家仍继续合作，并在国内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许多公司、城市和社区也是如此。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其他国家会跟随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事实上，其他国家仍在继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例如近期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
然而，美国新一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并终止对“摆脱化石燃料”的支持，这些举动表明两届美国政府国际领导力的差距，也为其他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挺身而出、提供领导力创造了机会。
中新社记者：在美国“退群”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角色和作用？
尼古拉斯·斯特恩：欧洲和中国应向国际社会呼吁，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应向其他国家更好阐释绿色转型带来的益处，包括在向净零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蕴含的经济机遇和投资回报。
欧洲和中国也应携手合作，在国际气候变化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倡导加快行动步伐、强调多边进程的重要性。包括在国内外创造鼓励投资向净零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环境。在实践中，要发挥双方在多边开发银行中的股东影响力，推动G7、G20和其他国际平台将能源绿色转型作为优先事项。
中新社记者：中欧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上有哪些共同点？哪些领域上又有新的发展空间？
尼古拉斯·斯特恩：欧洲和中国都致力于用科学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强调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性和紧迫性，以及追求绿色能源转型带来的重大机遇。尤其是中国预见到了全球市场对诸如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的巨大需求。如果美国企业因美国政府新政而在国际市场上退步，欧洲可抓住这些新机遇。同时，欧洲和中国还可携手合作，扩大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能力，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看到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投资机遇。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绿色产能取得快速发展。此前有部分人担忧中国绿色产能过剩，您怎么看？
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国已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了国际领导力，在与欧洲的合作中还可以做得更多。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国际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有效引导目前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使之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能迅速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扩大清洁能源的普及。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对非洲发展乃至全球发展也是有利的。(完)
受访者简介：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被业界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曾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曾在英国、法国、美国、中国等多所知名高校任教及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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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